大连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、刘扬生命权、健康权、身体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（2021）辽02民终7083号

• 案件编号

  （2021）辽02民终7083号

• 案件名称

  大连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、刘扬生命权、健康权、身体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

• 审理法院

 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

• 所属地区

  辽宁省大连市

• 案件类型

  民事案件

• 审理程序

  民事二审

• 裁判日期

  2021/9/23 0:00:00

• 当事人

  大连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;刘扬

• 案件缘由

  生命权、健康权、身体权纠纷

• 法律依据

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: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

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（2021）辽02民终7083号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大连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大黑石村。法定代表人：张逊，该中心院长。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洪硕，男，汉族，1989年4月28日生，该中心员工，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。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隋毅，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。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：刘扬，男，汉族，1982年1月25日生，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。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刘超奇，北京大成（大连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上诉人大连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刘扬生命权、身体权、健康权纠纷一案，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（2021）辽0211民初6466号民事判决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2021年8月18日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大连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上诉请求：1、撤销一审判决；2、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关于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；3、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。事实与理由：一、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有误，刘某死亡之前自身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与死亡风险，被上诉人对刘某的治疗方案选择，导致了刘某没有得到更好的救治和医疗条件，其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和结果，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死亡与骨折存在因果关系，一审法院仅以哲学因果关系认定二者存在一定的关联，明显缺乏事实依据，证据不足。二、一审法院的自由裁量是不合理的、有失公允的、会造成错误社会影响导向的。被上诉人辩称，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。刘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：1、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9,250.6元，其中死亡赔偿金535,340元、丧葬费49,406元、护理费4,560元、住院伙食补助费2,200元、交通费1,000元、营养费2,600元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,000元（损失总计按照各具体分项的10%计算）；2、诉讼费由被告负担。一审法院查明事实：原告父亲刘某患有精神分裂症，并于2017年1月到被告处住院治疗。原告父亲在被告处住院期间，2019年5月7日在医院走廊摔倒。被告通知原告后把原告父亲送往大连市中心医院，医院的初步诊断为左股骨粗隆间斜形骨折。原告于2019年5月8日将父亲送往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进行治疗至2019年5月16日，入院诊断为左股骨转子间骨折，出院诊断为急性I型呼吸衰竭、左股骨转子间骨折、心力衰竭、肺部感染、肺囊肿术后、抑郁症、贫血、低蛋白血症、电解质紊乱-低钠、低氯血症。该院出院记录中出院医嘱记载：“1、转至当地医院继续抗感染治疗；2、继续化痰、改善微循环、抗凝、补气升压、营养神经等治疗；3、继续肠内营养支持。”2019年5月16日，原告父亲到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，入院中医诊断为骨折病、气滞血瘀；西医诊断为左股骨粗隆间骨折、肺部感染、低蛋白血症。经治疗，原告父亲于2019年5月30日出院，出院中医诊断为骨折病气滞血瘀；西医诊断为左股骨粗隆间骨折、肺部感染、低蛋白血症、尿路感染、右肺囊肿术后、冠心病、稳定性心绞痛、心律失常、窦性心动过速、慢性心力衰竭、心功能Ⅲ级、多发性脑梗死。2019年5月30日，原告父亲回到被告处住院，2019年6月3日，原告父亲刘某在被告处去世。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，刘某死亡原因为心衰。被告称该死亡证明系其中心与营城子地区医院共同得出结论，并由营城子地区医院出具。原告提供甘井子区周水子街道成信家政服务部出具的专用收款收据，记载收款日期为2019年5月29日，收款项目为护理费，并记载240元/天，5月16日-5月29日共14天，金额总计3,360元。原告在其父亲去世后，以本案被告为被告，向一审法院提起生命权、健康权、身体权纠纷诉讼。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作出（2020）辽0211民初1773号民事判决。根据判决书记载，原告起诉主张被告看管疏忽，致使其父亲摔伤，导致肺部感染，呼吸衰竭去世，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，故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24,215.62元。该案查明事实中包括：2019年5月30日，原告父亲回到被告处住院，原、被告签订了《特殊病情、诊疗告知书》、《大连市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住院患者监护人（或代理人）知情同意书》、《大连市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住院患者监护人（代理人）的声明》、《大连市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住院患者跌倒危险告知书》，其中《大连市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住院患者监护人（或代理人）知情同意书》载明“因精神科有其特殊性，家属应安排陪护，否则医院将不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责任，院内发生的自伤、他伤、伤人等行为由行为实施者监护人负责，意外事故由患者监护人负责”。并查明，刘某的父母已去世，刘某系原告父亲，其与原告母亲于1987年11月21日经法院调解离婚。该案庭审中，原告申请对其父亲刘某的死亡是否与其在2019年5月7日摔伤具有因果关系及比例进行鉴定。大连科华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委托后，以“因被鉴定人死亡后未进行尸检，死因不明确，故我中心无法对贵院所委托鉴定项目进行鉴定，致使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”为由退鉴。该案判决认为，“刘某在医院走廊行走时摔倒，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关于责任比例，一审法院综合考虑，酌定为被告承担10%的赔偿责任。”该案判决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2,420.76元。该案原告刘扬对该判决不服，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，大连市中院作出（2021）辽02民终2101号终审判决，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刘某对自己的摔倒自担主要责任合理，因刘扬认可医疗费总额为24,215.62元，故改判被告赔偿原告刘扬医疗费2,421.56元。本案审理过程中，针对刘某摔伤与其死亡结果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及参与度大小的问题，原告表示因另案诉讼中已申请过，但退鉴，本次诉讼中不再申请鉴定。一审法院认为，本案存在三个焦点问题：1、原告是否重复起诉；2、原告主张的护理费、交通费、营养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是否合理；3、原告父亲死亡与摔伤是否具有因果关系，从而判断原告提出的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之诉请能否成立。关于焦点一：关于被告主张的重复起诉问题，原告曾就其父亲摔伤问题向被告提起过诉讼，但根据（2020）辽0211民初1773号民事判决书、（2021）辽02民终2101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，原告的诉讼请求仅针对其父亲住院期间花费的医疗费，法院也仅就医疗费的承担作出裁判。原告本次诉讼虽然针对同一事件，但诉讼请求为被告承担护理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、交通费、营养费、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，原告的起诉并不违反民事诉讼中“一事不再理”的原则，被告认为原告重复起诉的答辩意见，一审法院不予采纳，一审法院应对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。关于焦点二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，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，应当赔偿医疗费、护理费、交通费、营养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，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。造成残疾的，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；造成死亡的，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。鉴于生效判决中已认定被告对原告摔倒负有责任，并承担10%的赔偿责任，故对原告主张的护理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、交通费、营养费的合理部分，被告同样应负担10%的赔偿责任。一审法院对合理损失认定如下：1、护理费：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八条第一、二、三款规定：“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、护理期限确定。护理人员有收入的，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；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，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。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，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，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。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。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，可以根据其年龄、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，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。”刘某受伤后需要护理，且与被告签订的知情同意书中也约定家属安排陪护，因无医疗结构或鉴定机构明确意见，一审法院认定护理人员为一人。原告受伤后于2019年5月8日住院治疗，原告提供了家政单位出具的专用收款收据证明5月16日至5月29日共14天花费护理费3,360元，大连市人社局发布的医院护工24小时护理标准为200元-300元/日，该240元/日的收费未超上述标准，一审法院予以采纳。至于5月8日至5月15日的护理费，因原告未举证护理人员收入情况，参照上一年度大连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，一审法院确认护理费为918元（41,880元/年÷365天×8天，四舍五入，精确到个位）。故一审法院认定护理费为4,278元。2、住院伙食补助费，原告伤后实际住院22天，参照大连市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，原告100元/天的主张合理，一审法院支持原告伙食补助费2,200元。3、交通费，结合刘某居所地及医院地址、伤情情况、就诊次数，一审法院酌定交通费500元。4、营养费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一条规定，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。根据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出院医嘱“继续肠内营养支持”，刘某摔伤后住院至其死亡共计26天，按照现行的执行标准即100元/天计算，一审法院支持营养费2,600元。以上损失共计9,578元，根据生效判决中认定的被告责任比例，被告应赔偿原告上述损失的10%，即957.8元。关于焦点三：刘某于2019年5月7日摔倒骨折，次日到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，诊断包括急性呼吸衰竭、左股骨转子间骨折、心力衰竭、肺部感染等等；于5月16日出院诊断包括急性Ⅰ型呼吸衰竭、左股骨转子间骨折、心力衰竭、肺部感染等等；刘某于5月16日到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，于5月30日出院，出院诊断西医诊断包括左股骨粗隆间骨折、肺部感染、低蛋白血症、尿路感染、右肺囊肿术后、冠心病、稳定型心绞痛、心律失常、窦性心动过速、慢性心力衰竭、心功能Ⅲ级、多发性脑梗死。刘某于6月3日死亡，死亡证明中记载死亡原因为心衰。一审法院认为，关于刘某死亡是否与摔倒骨折间具有因果关系一节，尽管在另案中原告申请鉴定，鉴定机构无法得出鉴定结论，但从本案其他证据看，刘某在摔伤后第二日住院起就诊断有心力衰竭，且一直伴随其整个治疗过程，并伴有肺部感染等病症，并在其摔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死亡，死亡原因为心衰，在没有证据证明刘某死亡完全系其个人原有疾病导致，或发生医疗事故切断了骨折和死亡之间联系的情况下，不能否认骨折对死亡这一结果的因果联系。至于因果联系的大小问题，显然，骨折并不必然导致死亡，刘某作为年事已高的老人，其自身身体因素也对损害的大小、治疗的效果产生影响，不考虑其特殊体质而要求被告承担10%责任范围内的全部损失，显然有失公允。因刘某骨折对其死亡发生的参与度涉及到专业医学知识，应借助临床医学专家的鉴定结论作为判断基础，在鉴定机构无法得出明确结论的情况下，一审法院无法自行对参与度作出判断。鉴于一审法院认为骨折与其死亡间存在一定的关联，仅因无鉴定结论而驳回相关诉讼请求有违公平，而关联度又无法得出专业的结论，故从公平合理的原则出发，综合考虑双方责任比例、死者年龄、自身身体状况等各方面因素，对原告提出的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三项诉讼请求，一审法院酌定由被告向原告赔偿20,000元为宜。综上所述，依照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第一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八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四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八十五条之规定，一审法院判决：一、被告大连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刘扬护理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人身损害赔偿金共计人民币20,957.8元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二、驳回原告刘扬的其他诉讼请求。案件受理费766元（已减半，原告已预交），由原告负担534元，由被告负担232元，被告负担部分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。本院二审期间，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。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，本院予以确认。本院认为，针对上诉人是否应承担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节，刘某系因于被上诉人处摔倒致次日入医院治疗，其入院诊断为骨折，出院诊断中包括心力衰竭，而刘某亦是因为心衰而导致死亡的。刘某入住被上诉人处时虽已年迈，但其并非因自身疾病而入院治疗，如无摔倒，其不会出现骨折，亦不会出现心衰，在无证据证明刘某在被治疗过程中存在医疗事故的情况下，骨折系导致刘某死亡疾病产生的一个诱因，故一审法院认定骨折与刘某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，并无不当。一审法院在考虑刘某自身的身体状况、年龄以及责任比例等因素，酌定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为2万元，亦无不妥。综上所述，大连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；一审判决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判决如下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二审案件受理费464元（大连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已预交），由上诉人大连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负担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审判长　张　颖审判员　司玉峰审判员　刘丽媛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　张　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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